此话语的逻辑显然不认同不置可否、旁观、默认的普通人法律态度。

本文描述性、尝试性的研究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显示，以陕西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式司法能动主义，较之于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在问题意识、司法能动主体、司法权性质的理解以及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等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性。从机制四能动的审执能动来看，民事诉讼包括审判和执行两种程序。

③庭外理案语开庭问安相结合。必须明确的是，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权。另外，从法学界对陕西陇县模式或中国式司法能动主义的批评来看，主要问题集中在司法大众化与司法职业化、专业化之间的张力问题上。（二）作为行政性法院的最高法院 通过对最近几年有关司法能动主义的报道和相关的研究来看，中国的司法能动主义都是通过地方基层的实践理性和知识性优势摸索、演绎出来的，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建构，尤其缺少最高司法机关的公共政策决策的关怀，仅通过几个领导的批示、口头认同和开几拨学术研讨会之类的活动，很难修成正果，显得极其粗陋而品性低下。因为其一，实证的看，宪法从来不是人民制定的，制宪会议未必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中国式的司法能动主义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只有在群众路线这个系谱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的司法能动主义。杨建军：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1期。再以研究方法的运用为例。

就公法实践而言，在公共权力的职权划定、行为标准、程序设置、责任承担等诸多方面，都已经出现不同层次、不同力度的创新举措，公权力的角色及其与公民的关系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公允地说，由于公法规范对象的核心在于国家与公民、公权力与私权利，公法规范几乎无异于政治规范，总是与政治同进退、共存亡，以公法的原理、制度和实践为研究对象的公法学也由此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因而依循、回应主流政治语汇的更新而拓展研究主题的做法，既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要并具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我们逐渐形成的生活习惯、交往范围，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有这些都界定了我们，也构成了我们进一步认识、思想的局限。公法研究上的民族性关注的就是从中国背景出发提出公法学上的问题。

依循、回应主流政治语汇所形成的公法主题，凭借占用学术资源的方便，召开一轮又一轮的学术会议，出版一部又一部的学术作品，在主流政治允准的范围内重复着正、反、合的不同观点。产生理论的，主要就是方法，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方法本身就是一套体系化了的理论，而方法的运用就是这个体系化理论在新的主题上的拓展铺陈。

另一种是主题所涉及的问题本就是西方的，甚至只有主题没有问题。而自90年代末开始，侧重点则转变为运用别国公法原理和制度来证成或解决中国公法问题。问题在于，对于探索未知领域的学术研究而言，每个研究者其实都是盲人，全面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差别之因在于各国内部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相通之因则在于公民之于国家、私权利之于公权力的根本性、目的性在价值诉求上的相通。

因为主题本就不是从公法学术自身逻辑出发形成的，从问题到方法再到理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论证通常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观点。由于该价值诉求本身牵涉公权力的利益及其稳固，从价值诉求到公法上的原理之形成、制度之落实需经太多环节，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主流政治所允准的、最终体现在公法上的原理和制度也就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然而，就整体情况来说，这些方法的运用多是不完整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公法研究的繁荣是一种假象应该是基本成立的。确实，古人有盲人摸象的寓言，警示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片面看问题。

然而，时至今日，公法研究在研究主题广泛拓展、研究方法多样采用、研究材料不断更新、研究主体和成果文献的数据都呈现爆发式增长的繁荣表象之下，却难以见到作为学术繁荣标识的学术流派竞争。具体深入地思考它们对于我国公法制度安排的影响，应该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公法研究 。而且，由于问题之提出源自西方概念、理论的启发，是否真问题本就有着疑问。三十多年来公法研究主题涉及广泛，也不乏从中国公法发展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出发进行拓展的努力，但整体观之，研究主题的拓展主要有两条显著的线索。时代性所侧重的是公法研究要注重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公法与政治接近，首先使各国公法制度与实践差别大于相通。就后者来说，除了从比较法学材料积累的角度考虑可能具有一定意义，谈不上其他学术贡献。

注重方法运用的严谨性，同时也是坚持理论的一贯性，恰恰正是学术与常识的重要区别之一。提出观点并算不上什么学术贡献，就如保罗·约翰逊所怀疑的，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与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美］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9页）。

个体性并非重述学术研究是个体化作业的事实，而是强调不跟风、不盲从、不求全面。学术交流不能总是观点打架，而应该像一个自由市场，每个参与者通过交流获取自己需要的，提供别人需要的。

但很明显，如果缺乏从公法发展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出发的自觉，这样的做法会使公法研究与公法实践不分、进而与政治也不分，即使存在公法学繁荣的可能，公法研究带动公法发展从而推动政治进步的链条也从起始环节就失去了动力。就学术研究而言，汤因比的说法完全适用，从中可以提取出研究者三种必要的意识。

所不同的是，通过对制度史、实践史、学术史的梳理，学者更容易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窥测到可能存在的逻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正进行思考的那个时点，按照所观测到的可能逻辑解释当下的状况，提出常人所忽略的问题，为未来发展方向提出预测或引导。随着学术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公法学者及其著作越来越为我国公法学界熟悉，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所用的概念、所阐述的理论也不断进入我国的公法领域。在这个前提下，有意义的研究恰恰是每个研究者都从自己明确给定的前提出发，严格遵从理性和逻辑的要求，来观察并分析我们所接收的信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里只着重说说追求全面、辩证的问题。

引介、移植西方概念、理论所形成的公法主题，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题所涉及的问题是中国的，引用和移植不过是为了引证中国问题的解决。如此一来，为西方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未必就是我国公法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分析和解决西方国家问题而生产的公法学概念、理论未必就能分析、解决我国公法实际存在的问题。

每个思考者都会自觉地从正在思考的那个时点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虽然于逻辑而论，依循、回应主流政治语汇的调整、更新而拓展主题与从公法发展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出发拓展主题，可以在某些时点上相互契合而并行不悖，但这种契合必定是偶然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前者导出后者。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行了多年，受公法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目前的边际效应正显现出递减趋势。以研究主题的拓展为例。

考虑到我国的公法学归根结蒂是从西方传入，引介、移植西方公法学的理论成果本无可厚非，且在学术交流的意义上甚至至为必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公法具有相较于私法更强的本地性。如果大家提供的产品都功能、品格类似，交流如何进行？市场如何繁荣？因此，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并不是针对研究者个体所提出的现实要求，而是以个体化的深入甚至偏激为前提，通过多样化研究之间的互补、辩诘达成的总体状况。然而，主题产生不出理论，只能是理论的载体。同样，个体性、民族性、时代性也不是对公法研究的高要求，它不过是提醒我们回到学术研究的本来规律而已

在这一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涌现出了无数需要立法部门制定法律给予关注解决的法律关系，也出现了众多需要法学家给予解答处理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这通过中央文件正式下达全党以后，对新中国法和法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一些曾经支持和鼓吹大资产阶级主张的法制观念和法学原理的法学家如梅兰(Merlin，？—1838)等，就通过不断背叛之前拥戴过的领导人以及变换自己的政治立场，才躲过了一次次的杀身之祸。(五)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转型期的激烈变动。

(四)学术争鸣中的非理性主义。（7）法学方法论的自觉。